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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

文/刘耀宇

【时间:2017-03-06】   【来源:山西省审计厅】    【大】 【中】 【小】

 

启蒙运动通常是指在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与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以及艺术史上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是同一时期。

启蒙运动之前的18世纪的法国,专制和天主教会控制着国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农村在封建领主和教会的盘剥下已是满目疮痍,宫廷贵族挥霍无度、国库空虚。天主教会与专制王权相互勾结,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疯狂残害不同信仰者和有进步思想的人们。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取得很大进展。科学家们揭示了许多自然界的奥秘,天主教会的很多说教不攻自破。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他们著书立说,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和特权主义,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

公元79年,被地震毁灭及火山灰埋葬的庞贝古城,在18世纪被发掘出土,引起了人们对欧洲历史的兴趣。如教士唐•贝纳德•德蒙特法孔在他的一本书中,用古代绘画将古代历史图示出来。后来,他的研究工作转向了自己的国家,写成了《法兰西王朝的遗迹》。1733年他开始写作《法国文学史》,这本书后来被奉为鼻祖和宝库。进而人们对《圣经》产生了怀疑和批评。一些研读《圣经》的学生试图根据摩西五书计算上帝创造世界的确切时间,结果得到200种不同的结果。东方学者引述埃及年表,说他们有1.3万年历史;中国人的计算说中国文明已经延续9万年之久。但是没有人相信印度婆罗门的话,他们认为世界已经存在32.6669万纪,而一纪等于好几百年。学者们逐渐把他们的研究转向不信基督的东方世界。如1704—1717年的《一千零一夜》法文译本,1721年德勒兰的《回教徒的宗教信仰》,1724年布里格尼的《异教哲学史》,1730年布兰维利耶的《穆罕默德传》,1734年萨莱的《可兰经》英译本。所有这些都表明,伊斯兰并不是一个野蛮世界。

来自异族的启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由欧洲传教士、旅行家以及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哲学所做的推介。这项工作起始于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其后,耶稣会神父Juan Gonzales de Mendooza1584年所写的《中国之历史》,以及Hakaluyt用拉丁文写成的《游记》,1590年翻译成英文《中华王国》。1591年蒙田的散文《经验论》一文中说:“中国政府和艺术,虽然不具任何有关我们制度的知识,但在许多美德方面却远较我们优秀。”1615年耶稣会教士尼古拉•金尼阁出版了他的报告《基督徒探险中国记》,立刻被译成法文,1625年又以《收买朝拜者》书名译成英文。金尼阁和许多人赞美的中国制度有:官员在担任公职前必须接受专门且详尽的教育;所有男性均有权利参加任选公职的考试;各级地方政府得定期接受上级的视察。另一个神奇博学的耶稣会教士基尔舍1670年出版了一本堪称百科全书的《图说中国》,在这本书中,他极力赞扬中国政府是由哲王所统治。

1622年,耶稣会出版了一本孔子学说的拉丁文译本——《中国之圣人》,还有《中国哲学家孔子》。他们称,孔子的伦理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道德,可以说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1696年,耶稣会教士路易•勒克穆特在《中国的回忆》一书中说:“中国人们曾将真神的知识保存了两千年之久,……当欧洲仍浸在谬误和堕落之中时,中国已在实行最完美的道德规范。”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的德国犹太族哲学家、数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莱布尼兹1697年出版了他的《最近从中国来的消息》一书。他认为欧洲在科学与哲学方面胜过中国,但是“谁曾相信有一个民族,其民生原则方面胜过我们?然而,现在在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我们从中国人的例子得到了这个经验。与别的民族相比,简直无法形容在中国的法律里,每一件事是如何美好,因此导致了使民众安居乐业的成就。反观我们的情况,堕落在我们中间肆无忌惮地蔓延。我认为,几乎到了需要中国人派传教士到我们这里来教导自然宗教的应用与实行。正如我们派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教导他们天启教(基督教)一样。并且我们相信,假如对各民族优秀程度作一判断,金苹果一定赏给中国人。”莱布尼兹作为德意志科学院院长,他催促欧洲各学院尽快收集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并且他帮着说服法国政府派遣有成就的耶稣会会员学者参加在中国的传教团,并作确实的报导。1735年耶稣会神甫杜赫德(迪哈尔德)把这些资料摘录于他的著作《中华帝国记》一书中,它是第一个赞美孟子的欧洲人。布莱尼兹在他临去世前写完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中国对西方思想的影响,以法国为最大。不信宗教的人乐于发现孔子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不受权威思想左右,而有其自主的见解。他们宣称,孔子的礼教证明了一种不受超自然的宗教控制的伦理规范的可行性。伏尔泰热切地博览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在他的《论道德风俗》与《哲学字典》,中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写中国的文明。他称中国是“地球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阔、最多人口、最上轨道的王国。”他对中国政府的羡慕使他相信,社会改革最佳的希望,在于开明的专制,意思是开明的君主政体。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和许多法国人一样,他准备将“在基督教创立前500年,便将道德教导给中国人民的孔子”尊为圣徒。以礼节著名的伏尔泰把中国人的端庄、自制、安详当作他的同胞和他自己的楷模。伏尔泰给乾隆皇帝写信,但没有收到回信,乾隆送他一尊瓷瓶。已经70多岁的他,阅读了乾隆皇帝的《盛京赋》后写道:“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和谦和到处表现出来。我不禁追问,像乾隆这样的忙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有时间写诗。……这是好诗,但是皇帝却非常谦虚,不像我们的小诗人,处处充满了高傲。”

从对中国、印度、埃及等欧洲以外文明的认识,削弱了对基督教神学的信仰。孟德斯鸠问道:“中国在公元前4000年前便已有进步的文明,而世界怎么会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还有很多人在问,《圣经》上说,诺亚洪水覆盖了整个地球,为什么中国没有记载呢?既然上帝有意拯救全人类,为何只把圣经的启示给亚洲西部的一支弱小民族呢(指犹太人)?难道那些生活在印度、中国、日本的人民,现在都在地狱中受着烈火煎熬之苦吗?虽然神学家们努力作出各种解释,但是基督教神学的教条一天天地显出新的裂痕。甚至有很多在中国的传教士皈依了孔子。

 

(作者单位:审计署驻太原特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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